听到王文佐提到贺兰敏之，李弘的脸色有点难看，他沉吟了片刻：“那三郎以为应当怎么办？寡人当着太上皇和太后应允了，若是现在又有反覆，只怕传出去也不好听！”
“这个倒是简单！”王文佐笑道。
“哦？三郎你有办法？”
“当然！”王文佐笑道：“让沛王殿下去主持漕运就是了，漕运之事关乎长安食粮，乃是第一等的大事。让沛王殿下早点历练历练实务，免得整天与文人士子混在一起，务虚而不务实。这么做，天下人谁也不能说您待沛王殿下不友！”
“不错，这个法子不错！”李弘兴奋的拍了一下手掌：“三郎，你总是能替寡人解决难题，就这么办！寡人明日便让中书草诏，让沛王主持漕运之事！”
李弘这么兴奋不是没有来由的，自从周灭商，周公拿“宗法制”作为西周分配权力维系统治的政治制度之后，“亲亲尊尊”、“骍骍角弓，翩其反矣！兄弟昏姻，无胥远矣！尔之远矣，民胥然矣！尔之教矣，民胥效矣！此令兄弟，绰绰有裕：不令兄弟，交相为瘉。”（以周幽王的反例教育贵族们必须保持宗族内部团结）就成为了绝大部分古代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政治正确。所谓的宗法制，便是依照距离统治者父系血缘关系的远近为准绳来分配“遗产”（权力、财富、领地）继承法。
在这种继承法下，嫡长子有权利获得最大一份的同时，统治者的其他子嗣、兄弟、乃至侄儿也有权力获得较小的一份。统治者“嫡庶不分”、“长幼不分”、“废长立幼”、“以私爱分国立之”等破坏嫡长子继承惯例、不让嫡长子吃最大一块蛋糕的做法当然不对，但嫡长子登基之后，一家吃干抹净，不给亲族相应的权力财富领地，也触犯了这种政治正确。对于大部分现代中国人来说，专制皇权代表着大一统政权，在皇权和宗室发生冲突的时候，通常会本能的站在皇权一边，认为“削藩”是正确的，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方向。但古代中国人很多时候并不是这么想的。他们觉得天子吃大头的同时，天子的兄弟们也有权力分到一小块。
比如秦灭六国之后，废除分封制度，诸子不但没有得到封国和各种特权，反而在秦二世登基后被集体屠杀，后世都认为这种行为是秦帝国二世即亡的重要原因；汉文帝登基后，为了加强专制皇权，将其对皇权造成威胁的弟弟淮南王刘长囚禁，当时便有民谣《民为淮南厉王歌》:“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可见在当时的民间的同情心是在淮南王一边，而非代表着专制皇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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