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是在农忙时节也要进行军事训练，耽误农时从而造成粮食产量下降，看天吃饭的农民碰上灾年的时候本来生活就已经非常困苦了，再加上这么一折腾说不好地里的收成一年便荒废了，这同样也能够要百姓地命。
对于保甲法在王静辉的眼中不过是保护地主阶级的利益，若不是官逼民反地主和当地的**贪官搜刮百姓太过厉害以至于活不下去，王静辉很难想象有什么能够让甘于太平生活的农民拿起菜刀造反。至少王静辉所知道的中国历史凡是农民起义基本上都是官府地**，外加地主的严苛盘剥，以前他不愿干预这块事情，无非是他太过天真——以为如果能够解决朝廷在目前阶段的财政困难，朝廷就不会加赋百姓，而地主对农民的盘剥也可以从通过发展商业，使地主的目光不局限于土地而转向工商业，看来他所打算的一切都错了，还错的这么厉害！
这也不能责怪王静辉，毕竟他也不是什么事情都能够洞察先机，王安石的新发条例后世的历史书中所记载的都很详细，不过对保甲法只是一笔带过，对农田水利法则是大加赞扬，却忽视了各地烂修水利工程造成了诸多浪费。对于王安石的每一项变法内容，王静辉都曾插手干预过，不过就是在这保甲法上，也赶上了他妻子正在怀孕的关头，他也没有放在心上，而且对保甲法所引发的弊端考虑的也是不够，才会有这样的后果。
吕惠卿因为为父丁忧，回来后尽管在变法派阵营当中地位不低，但官职还是个崇正殿说书，最多参与新发条例制定，还没有达到曾布、韩绛、章淳那样有资格负责推广新发的地步。若是吕惠卿参与其中也许会小心谨慎免得被人抓住把柄，但是韩绛等三人严格的算起来还是好大喜功之徒，底下的官员摸透了他们的禀性之后便投其所好，这底下的百姓可就要遭殃了。
现在不光是保守派中有不同想法的人很多，分成了几个主要的流派团结在司马光的旗帜下和变法派作对；就是变法派内部也是有着诸多不同的思潮，从人事、对变法认识的角度上也分成了几个派别，令人比较遗憾的是，这个被后世极为诟病的奸相；吕惠卿所领导的小派别还是属于会做事、干实事的那一派。
韩绛、曾布、章淳等人虽然是好大喜功，但终究还是愿意推进新法实施的，这不仅关系着他们的前途，同时他们也把自己终生的政治抱负寄托在王安石的变法上。不过有良好的愿望和有能力能够执行是完全两码事。而吕惠卿不同。吕惠卿在刚认识王安石地时候也是抱有同样的心思，而后来他成为“护法善神”被大宋士林誉为“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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