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出身低微，没有礼数，对做了皇帝之后的刘邦也是不怎么尊敬，还以为刘邦和当年一样是个吃狗肉的混子。
刘邦很烦恼，不知道该怎么办，在这个时候，今文经学最早的掌握者们嗅到了机遇。
一个叫叔孙通的儒生凑到了刘邦身边，告诉刘邦说儒生这票人虽然不能帮你打天下，但能帮你搞管理，是管理型人才。
刘邦就让叔孙通试了试。
叔孙通搞了一套礼仪方案，饭怎么吃，酒怎么喝，路怎么走，皇帝怎么拜见，群臣不遵守的，就要用法律办他。
于是群臣不敢再对刘邦无礼，刘邦高兴地说【到今天才知道做皇帝是那么爽的事情啊】。
当时叔孙通的这套办法只是涉及到刘邦个人的烦恼，但是放大到整个汉帝国就能发现，汉帝国在当时急需一套能够治理国家的成熟理论指导。
刘邦之前，治理国家的都是累世贵族，大家都有自己的家传法门能治理国家，而刘邦和他的战友们哪里有这种底蕴？
而今文学派就在这个时候应运而生，顺应了汉帝国的需求，提供给汉帝国一套理论。
虽然当时他们没有立刻被全面采纳，但也就此在汉朝站稳了脚跟。
汉武帝以后，今文经学正式成为西汉帝国的国家层面上的官方发展指导理论。
自此以后，甭管那些朝廷决策多么匪夷所思，多么千奇百怪，比如西汉末年的传国易姓思潮，究其根本，那都是有今文经经义背书的，是由死了好几百年的孔老夫子背书的。
孔老夫子也是惨。
照理来说西汉帝国有了一套成熟的国家治理理论指导以后，应该没什么波折了才对，但问题在于，今文经学还就真的没有完全遵照帝国统治者的需求给他们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东西。
今文经学的理论学家们始终没有为汉帝国完成设计一套类似于周礼一样的“汉礼”。
在儒家经典之中，对于国家和皇帝来说，最重要的是《礼》和《春秋》这两部经典，前者是理论，后者是实践。
汉帝国的统治者们需要的是一套统御四极的“天子礼”，而今文经学理论中的“礼”实际上是士人的礼，他们按照这套理论所能做到的，是【推士礼而至于天子】。
这也就意味着，在今文经学的礼学理论中，天子和士之间没有本质区别，天子能享用的，士也能享用，双方的区别在于数量多少，而不在于有没有，能不能。
更别说在武帝时期一度兴盛的公羊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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