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中心，把两个科室的这些人和未来二十年所有招聘来的医生们都砸到罕见病的深潭里，可能连个水花都溅不起来。
只有尽量利用一切能够利用的资源，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力量，人类才有可能在这场和罕见病的战争中取得胜利。
就像是现在面对新型冠状病毒的战争一样。
巡诊过程中，来自综合诊断中心的医生们大多都感觉到了一种名为“幸福”的情感。患者症状清楚，诊断明确，指征稳定且对治疗反应不错。尤其是在之后巡诊的时候，接连接到之前患者的治疗反应——这种时候的幸福感就更加明确一点。
而孙立恩的幸福感则被一条反馈削弱了很多。
“丁辉国已经高烧两天了。”电话那头的宋文说道，“今天下午，胃肠外科紧急给他做了手术。结肠次全切术加回肠末端造口术。”
“已经做到手术了？”孙立恩一愣，“之前没上激素？”
从高烧两天到紧急手术，不难推测出丁辉国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恐怕仍然是克罗恩病，而非结核。说白了，这就是前怕狼后怕虎。以为自己选择的是对患者而言风险最低的治疗方案，结果反而没能及时通过激进的免疫抑制治疗，阻止克罗恩病的进展。
“这次的方案选择没有问题，患者情况复杂，而且也确实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宋文安慰道，“如果是在四院，搞出这种事情我少不得要批你一顿。但这次情况特殊，我觉得你和其他医生们的判断并不能算错。”
孙立恩苦笑两声，“听了院长的话，我这心里可真是……完全没有舒服一点。”
“不舒服就对了。”宋文在电话那头笑了两声，“毕竟后果不好，所以把它当成一个教训吧。”
如果孙立恩当时直接决定对患者进行免疫抑制治疗，但丁辉国实际上患有肠结核，那结果会是什么样的呢？
失去免疫系统抑制之后，他的炎症症状可能会开始迅速好转。并且在短时间内就达到出院标准。但出院后大约一到两周，丁辉国就会开始出现严重感染症状，并且在短期内陷入脓毒症等更加严重的地步。
到时候可就不是切一段肠子，然后下半辈子都在肚皮上挂个粪袋这么简单的事儿了。他得马上接受全身抗感染治疗，然后上各种生命支持仪器——而北湖医院的ICU里现在可都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重症患者。
鬼知道等北湖医院的重症医学科医生们苦哈哈的把一个ICU床位搬到留观室之后，丁辉国还有多少能活下来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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