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裁一旦启动，我们国内凭借完整的产业链和这些核心技术突破，或许可以做到基本不受影响，实现内循环。”常浩南分析道，“但制裁范围如果持续扩大、长期化，那么全球绝大部分国外市场，恐怕都没有我们这么强的抗压能力和完整的产业链支撑。”
“这些市场，终究会受到冲击和干扰。国际间的正常贸易和技术交流会被严重扭曲。”
他收回目光，看向栾文杰：“过去近二十年，我们国家的许多重大科技和工程项目，都深度融入了全球产业链和市场体系。无论是原材料、关键设备的采购，还是产品的出口，都高度依赖这个体系。”
“如果这场由美国挑起的科技经贸冲突，最终演变成旷日持久的、全方位的对抗……”
常浩南的语气变得低沉：
“那么，对于我国后续的技术进步速度、产业升级步伐，乃至综合国力的持续健康发展，都会产生不可忽视的、长期的负面影响。我们需要争取的是时间和发展空间，而不是陷入消耗战。”
栾文杰沉默了足有十几秒钟。
最终，他没有再往下走，反而重新迈上了一级台阶，回到常浩南身边：
“那就是……要主动出手反制了。”
并非疑问句，而是肯定句。
显然，这个选择也是早就出现在了他的脑海里。
常浩南点点头，这正是他的想法。
“那么，反制的领域选择就至关重要了。”栾文杰迅速进入状态分析着眼前的难点，“我们国家各门类工业品的进出口情况相对均衡，很难找到一个对我们自身影响很小，却能精准重创美国核心产业或民生的领域。”
“如果选择靠近终端消费的下游产品，打击面太广，容易伤及无辜的第三方，也容易引发全球供应链的连锁反应，反噬我们自身。”
“如果选择原理终端产品的上游原材料或核心元器件领域，”他继续分析，“美国人同样很容易通过转口贸易、第三国贴牌等方式进行规避，而且凭借其庞大的盟友体系和金融霸权，他们的操作空间还比当年的我们更大。”
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既要打痛对方，又要尽量减少自身损失和避免伤及无辜，难度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