乎立刻嗅到了危险的味道，法律与现实生活之间尚存在着巨大的灰域，何况是“公序良俗”……其间模糊不清的部分势必要给予一部分人“定义”的特权。
很快，赫斯塔开始检索佚媞提到的三个案件：威廉·阿勒贝遗产案，尼古拉·索莫塞求职案，多米尼克公民权利剥夺案。在艾娃短暂成为“裁定者”的三年里，她耗费了大量心力在这三个案子上，而它们无一例外，都围绕着男性受害人展开。
首先是阿勒贝遗产案。阿勒贝是个来自多羯荒原的年轻人，获准进入尼亚行省后，他与这边一家面包店主的女儿杜桑坠入爱河，并于次年结婚。这门亲事引起了杜桑父母的强烈反对，二人因此将女儿扫地出门，宣布不再来往。
婚后，阿勒贝与杜桑感情很好，两人很快有了一个女儿。婚后第三年，面包店主夫妇因为急病相继去世，同年，杜桑与她的哥哥为父母留下的遗产起了争执——面包店主夫妇并没有留下遗嘱，哥哥认为妹妹既然已经违背父母意愿出嫁离家，家产就没有她的份，而妹妹则据理力争，说这两年通过母亲的各种斡旋和帮衬，她几乎已经和父亲达成了和解。兄妹二人闹上法庭，然而在判决下达之前，杜桑遭遇车祸去世，只留下阿勒贝和女儿两人艰难度日。
一方面，在妻子去世后，他无法为自己的家庭申请到抚育补助，这是专门为家中失去主要经济来源的家庭——通常是没有工作且丧偶的妇女——提供的福利金，阿勒贝作为一个健全的男人，在第一轮筛选中就会被拒绝。
另一方面，杜桑的哥哥收回了阿勒贝与妻子居住的公寓，理由是这间公寓虽然一直是杜桑在居住，但却一直是其母亲名下的房产，因此同样属于面包店主夫妇的财产。阿勒贝必须立即补缴过去一年的房租，否则，他必须在三个月内带孩子一同搬离。
阿勒贝作为一个荒原移民，在尼亚行省几乎没有什么亲友，在求告无门之际，他想起自己来到宜居地不足五年，在身份上仍不算是一个彻底的宜居地公民，绝望中的阿勒贝抱着试一试的态度给当时的裁定者法庭写了一封信……而这封信恰好被送到了艾娃的案头。
九个月后，阿勒贝拿到了公寓的房产和面包店主夫妇三分之一的存款。
第二个案子，尼古拉·索莫塞求职案，是说一个年轻的荒原移民，在入境填写个人资料时，误将自己的姓名写作了阴性形式。因此，即便他的性别一栏写的是“男”，但他收到的大部分商业信件或回执上得到的称呼都是“尼古拉女士”。这原本是一个无伤大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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