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术之后，以董仲舒的《春秋公羊传》作为最高法典，奉为神圣，不准怀疑，并提出“天不变，道亦不变”。儒家学者要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对儒学经典加以诠释，遂出现并形成了“经学”。经学的谶纬化，导致《觳梁》的出现及今古文之争。早年今古文经学之争的突出人物就是扬雄，扬雄把儒学看成是做人的学问，他认为儒家精神应该是能以平常心对人对己。
孝成皇帝河平三年，光禄大夫刘向、其子刘歆等人奉旨校订皇家图书，整理先秦古籍，历二十年而成《七略》。同一时间刘歆校勘了许多残本古文，他认为古文文本要比今文文本可靠，于是他提出将古文也立为学官，结果遭到贬黜。刘歆忽视了许多问题，一是本朝以经学为生的人太多了，一旦朝廷把古文经学也立为官学，那吃经学饭的人就更多了，大家的仕途、财富、声名都要受到影响；其次，古文文本没有得到全面整理，没有太多的人研习，古文又为大秦国李斯统一小篆前的六国书体，没什么人认识；而尤为重要的是，我大汉确立经学不是为了学术，而是为了治国，今文经学以《禹贡》治理黄河，以《洪范》察知天变，以《春秋》判决案件，以《诗三百》当作谏书，今文经学早期对大汉的发展有巨大的推动作用，而古文经学典远远做不到这一点。刘歆的提议虽然没有得到认可，但他所校勘的古文却因此流传了出去。
此后，一些笃信古文经的儒士开始在民间整理和传授古文经，解释古文经，如贾逵的《春秋左氏传解诂》、《国语解诂》、许慎的《说文解字》、马融注解的《周易》、《尚书》等古文经诸书，这使得古文经学逐渐达到了成熟的境地。古文经学注重学术化的考订文献、训诂章句，尤其注重发掘经典中属于周王朝的宗法和礼乐文化，而恰恰是这一点成为今古文经学之争的焦点。
古文经学以《周礼》为大宗，今文经学以《礼记王制》为大宗，因此《周礼》成为两派论战的焦点。《周礼》传授端绪不明，屡屡受到今文经学家的诘难，如硕儒何休就贬斥之为“六国阴谋之书”，而刘歆、马融、郑玄等古文经学家则誉之为“周公之典”。
《周礼》一书，体大思精，学术与治术无所不包。古文经学家相信《周礼》出自周公，书中有完善的官制和丰富的治国之道。《周礼》对官员、百姓，均采用儒法兼融、德主刑辅之策。而这正是现在的大汉国所需要的。
“大人现在明白了没有？”贾诩问道，“今古文经学之争不是学术之争，而是治国之策的争论。今文经学主张独尊儒术，以德治国，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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