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了联系，成功解决了高允权政权的合法性问题。而作为回报，高允权对于文官集团在后晋年间取得的政治地位予以确认，不再进行秋后算账。
高允权此人世居延州，对延州的局势有着清醒的认识，其本人并不善军伍，更像一个文官。因此高实际上是延州士族延州军方和延州文官之间妥协的一个产物。高允权一面小心翼翼地在延州军方和延州文官集团之间保持着微妙的平衡，一面逐渐地将一些军方元老重将排挤出军队，而以自己的亲朋故旧甚至家人子弟取代之；另外一面则在尊重文官利益的同时在自己的节度府中培植一些亲信文官作为预备资源，在各县长吏出缺的时候见缝插针将这些年轻文官补充进去，一步一步夺取延州的实际主控权。
因此高允权通过自己的儿子高绍基逐渐将军权控制在手中，同时不时大力重申李彬在延州节度当中的重要地位及不可替代性，严禁延州军方任何人做出敢于冒犯李彬权威的事情。事实上也确乎如此，高允权十分清楚，高家之所以能够被中原的皇帝所认定，并不是因为高家的实力有多么强悍，而是因为李彬的存在始终令汴梁方面感到放心。控制汴梁的军阀换了一个又一个，但是控制汴梁的文官集团却是雷打不动，在这种诸侯纷争的乱世，文官集团的生命力要明显强于他们所效忠的藩镇本身。
因此高允权很清楚，得罪军方会招致眼前的祸患，但是得罪文官集团从长远角度来讲对高家更加的不划算。
他试图在这中间寻找一个平衡点，那便是将军队和文官都变成自己私人的势力，用这种手段，将可以保证高家势力在延州的延续。
高绍基便是延州军方在高允权府中的最高代表。
而新上任还不到一年的肤施县令秦固，则是高允权亲自培植笼络的年轻文官代表。
两人的争执，实际上源于一份被称之为《延州流民安置告示》的文件。
一般而言，起草安民告示是文官的份内事，流民安置告示理应由文官起草。
但是这份告示却是高绍基一手炮制的。
和军中其他人对流民的态度不同，高绍基同样看到了流民这种潜在廉价劳动力的价值所在。从这个角度上讲，高绍基的看法倒是与文官们不谋而合，不过差异在于，文官们认为流民的价值应当融入到延州经济民生的整体框架内来实现，通过流民的劳动增进延州的粮食储备，最终达到增加延州人口基数，流民被转化为原住民的目的。
但是高绍基的目的则完全不同，他所炮制的流民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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