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往也是因为“特殊渠道”而去。维持朝廷运转的三省六部，很多不重要的部门与官职，渐渐变得没有事情做。
比如说户部是负责收税的，但它只能收大唐建国时就定好的那些税。而多出来的色役杂役之类的，就完全没办法了。安史之乱后，户部侍郎这个职务就变成了虚职，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因此皇帝或者中枢需要做什么事情，就设立什么职务。
需要管理赋税的运输，那就设“转运使”。
需要收盐税了，那就设“盐铁使”。
就连李隆基派人到民间搜刮美女，都设立了一个“花鸟使”！
这些不断因为所需事务所专设的职务，极大冲击了三省六部的构架。自安史之乱结束后，大唐朝廷居然有三十年都处于低效运转状态，官员们经常隔几天才去上一次班，清闲得要淡出鸟来。
原因就在于很多三省六部的官职，被一个个负责专有事项的新职务给架空了。
这个过程的演化是单向不可逆的，李隆基专设财政官员理财，便是对于这些虚化的被动应对，同样是时代的呼唤，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
看完上述这些，我想读者老爷们应该也明白我想表达的意思。
历史大势，浩浩荡荡；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哪里有什么绝对的对错，哪里又有什么绝对的好人呢？
张九龄就一定是好人？李林甫就一定是坏人？
这些问题，需要考虑到提问者的立场，以及他想知道的东西，才能有合适的回答。
好多人都在问了，我也不介意说一句，我在研究史料的过程中，越来越发现盛唐的模式不可持续。大唐是没救的了，喜欢看救大唐剧情的，或许换本不带脑子看的书比较好，我这本，是救不动了。
我没法因为要看救大唐剧情而更改本书的唯物主义历史观。
关于大唐官制的内容，以后再来补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