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曲下的产物，一旦这个外力不存在了，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自然会将其扑灭。
租庸调这种制度，随着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深化，已经越来越不堪重负了。
租庸调要求农户织布，而丝绸制品作为“硬通货”，是可以当成货币使用的。所以河西本地人，无论丝织品有没有市场竞争力，他们都不得不按这个规矩来。
不纺纱，他们拿什么交租呢？显然养蚕纺纱性价比最高啊！
至于社会劳动生产率，市场竞争这些东西，当时制定这个制度的决策者们，没有考虑过。
然而现在残酷的事实却是，河西走廊因为体量有限，再加上外部自然环境恶劣，因此丝织业规模也有限。规模有限，就决定了上限与成长的潜力也有限。
汉代的时候还不明显，凉州丝绸依然小有名气。然而到了唐代，随着纺织业技术的升级，在产业升级中掉队的河西走廊产丝绸，在唐国国内的市场竞争中，已经没有任何竞争力！
要么，这些丝绸交给官府作为租庸调的一部分；要么，廉价卖给以粟特人为主的西域胡商，这些胡商将河西走廊出产的原始丝织品，送到波斯甚至大食进行二次加工，变成“粟特锦”。
再将粟特锦返销大唐，受到长安权贵们的热烈追捧。
这也是为什么河西走廊西段的敦煌，成为西域胡商们第一个折返点，因为他们要带唐国而来的原料和粗加工产品，返回西域进行“二次深加工”。
这个便是所谓“丝绸之路产丝绸”的说法来源。河西本地之民，在丝绸交易的环节中什么好处也没有捞到。
改丝绢为高昌棉，高昌棉布在长安是有竞争力的，河西改丝绢为棉布，乃是时代的呼唤，放松租庸调，调整其中的内容，势在必行。
“反正都是废话，只要圣人看了开心就好。老郑能当官，我就算交差了。”
方重勇嗤笑一声，他写这些的目的，自然不全是为了能让河西百姓过上好日子，最根本的还是让郑叔清升官。
目的决定手段，提建议没问题，你要办法我就给你办法。
至于执行，他一个半大孩子能谈什么执行？
想到这里，方重勇继续在纸上写道：
凉州与甘州虽粮秣满仓，但周边强敌环伺。一旦有风吹草动，农耕无法持续，民夫成了募兵土团，粮秣靡费无算，并非十拿九稳。
可在长安西市设“许可证”之制，西域胡商要运货出城，必须运粮秣到凉州与甘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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