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过，不是过错，而是过往的时候，就需要慎言了。
马世昌也慎言。
他口中的原北大，不是搬迁到燕园的老北大，而是日伪时期的“伪北大”，当年，北大搬迁到昆明，成立西南联大，然而，同一时期，北京城里面也有一个北大成立复课。
宿白先生就是在这个时期读的“伪北大”，而伪北大的学生主要是来自于华北、东北这些沦陷区。
抗战胜利后，伪北大的师生之所以受到影响，主要是傅斯年的态度。
1945年抗战胜利，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坚决不聘抗战期间未随学校南迁而留在日军占领下的“伪北大”的教员，并直言“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
不过对于学生，他是宽容的。
他说：“但学生经过甄别和补习，可以接受……青年何辜，现在二十岁的大学生，抗战爆发时还不过是十二岁的孩子，我是主张善为待之，予以就学便利。”
这其中，受到冲击最大的就是大名鼎鼎的周作人，嗯，还有考古学家容兰，一位在金石学，甲骨文上有深厚研究的学者。
然而，冯承钧虽然也在伪北大任职，但他跟其他的教员不一样，北平沦陷这年，他正好五十周岁，患风瘫病，瘫痪在病床上，无法到校并让学生到自家中，围着病床听自己用微弱的声音讲授《西域史》。
这种老先生，是值得敬佩的。
又有何人，会去呵责这样一位为了生计、为了青年、为了学术而坚守的老先生呢？
这段历史，苏亦也不算陌生。
而，宿白先生是东北人，不仅读了伪北大，还读了研究生，他就不是普通的学生了。
介于可宽容与不可宽容之间。
好在，有了冯承钧的力荐才有机会留在北大图书馆任职。
从此，在图书馆和文科研究所边研究、边工作、边读书、直到解放后的院系调整才离开图书馆，被调入考古教研室。
这是后话。
苏亦跟马世昌心照不宣的没有提及。
然而，今晚马世昌过来，除了赠书之外，还让他读书，读的并不是这本《伯希和敦煌石窟图录》，而是《白沙宋墓》。
跟之前众人赠送基本上一样，《白沙宋墓》同样也是建国初出版考古专著。
而且，跟之前的著作一样，都是从无到有建立的一系列考古发掘标准。
“51年的时候，宿先生主持河南禹县白沙镇的3座北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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