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人只道皇帝今日召见大臣，是为了商量新相人选一事，不料赵恒几句说过，却是又将中央职权重新区划，怎料皇帝轻飘飘几句话，便使得朝局将有大变。
若是仅仅变动中央，倒也罢了，依着皇帝所说，连同地方各司使和权力，也是被重新调整了许多。
这一类的地方与中央的权力分配，财政的使用与上缴，垂直体系的建立与使用，在现今的中国，尚且不清不楚，中央与地方的财政与权力分配，经过好多次的改动。
可怜在宋朝时，在场的虽然都是这个时代的精英，却如何能在脑袋里有这样明确清楚的分析与预判。
赵桓不过寥寥数语，做的却是他深思熟虑，经过一年多的打磨自己心腹可任用的官员队伍，经过对军队的进一步掌控，经过赵构已死的现实考量，然后方有此举。
收回财权，直属中央，然后剥离军队中的若干权力，也直属中央，然后又将执法与司法诸权分立，一样收回中央，垂直体系，甚至连营田这样的军农一体的事物，亦收回中央部门。
如此一来，地方官员手中的权力，已经被削弱到极限，而军队亦变为只管做战，甚至厢军改革后，地方的驻防军队，亦是由中央一手掌握。
赵桓心中清楚，中央太过集权，并非好事。
然而在中国特定的条件下，最大的中央集权，反而容易将一团散沙一般，由儒家学说和宗族势力组成的地方政府架空。凡事由中央掌握，则事必事半功倍。
在宋朝，地方官员地事情极少，大事上禀，小事交给宗族处理，水利卫生很少过问。治安司法搅和不清。地方太大，很难有科学和有效的管理，在古代的交通和通信条件下，以儒家学说立国，天子治士大夫，而士大夫凭借着自己的道德权威来镇压地方，地方则有宗族长者和官绅一体治理。凡事讲究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多一事不如小一事。如此泄泄沓沓，敷衍了事，逐渐成为缠在古代中国的痢疾。无法医治。
秦朝的失败，就是它原本在关中川蜀使用了细腻和严苛地法制，在小范围内。可以制定并执行，而放之全国时。就显示出它的不具弹性和无法实施的严重弊端。
加上始皇好大喜功，于是自秦之后。汉朝以始，中国历朝政府，都放弃了对地方的真正控制，转为无为而治的大宗旨。在这样的总体思想氛围下，变法，亦就是政治的改变和进步，举步维艰。
而科技地进步，更被视为奇技淫巧，会破坏社会的整体结构，纵得小利，也会使天下变的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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