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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皓重新调取了几年的账簿记录，根据实际情况来看，去年一整年的税赋数量又有新增。
从前年的八千四百六十万两白银，新增到了八千九百七十万两白银，当然这里面有相当一部分是新增的盐税收入。
即使如此，也能证明大宋的整体经济是向好的，至少比明朝的穷困好太多了。
只是这其中李皓也发现了一些问题，那就是在税赋当中，农税和商税的占比越发的大。
按照去年的比例来说，以两税为主的农业税2691万两，大概占30%，而商税6279万两，占70%。
可这个比例在庆历年间，还是几近对半分的样子，短短十几年间就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
当然按照正常来说，这个比例越大，其实对于百姓应该是越好的，尤其是对于农民阶层来说，他们的负担就会轻一些。
可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因为这商税的大头来自各种专卖活动，也正是这些商品专卖导致百姓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激增。
仅粮食、布帛、茶叶、食盐这几项，就占了一年商税的60%，所以明面上这些是收的商税，但实际上和农税差别不大，已然是横在普通百姓头上要钱。
当然，如果这一切税赋都能按照律法要求来严格执行，那或许百姓也能过得下去。
可实际在下面官员的操作中，这能弄出的花样就太多了。
比如“加耗”就是最常用的手段，因为征收农税是百姓向官府缴纳米粮实物，而且要由民户自发将麦粮，绢绸送到指定的地点，而且一般要输送的地点都不会近。
这样一来，自然就会有损耗发生，毕竟老鼠、麻雀偷食啃坏东西都是正常的，这在现代都无法避免的事情，就更别提古代了。
所以地方官府为了弥补这一部分损失，就会额外向农民征收一部分多的米粮实物，也就是所谓的“加耗”。
而且由于这是地方官府自己的安排，若是当地官员清廉就还好，可要是碰到个心黑的，那对于百姓而言负担就重了。
当然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其实朝廷也是有相应对策的，那就是“支移折变”，想以此降低百姓负担。
这项政策就是说可以不用大老远的去交实物，而是将其折换成银两或者官府规定的谋样东西，作为税赋上交。
听上去这项政策对百姓是很有利的，可以有效减轻百姓负担。
但实际上，这项政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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