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理就明摆着了。
欧洲能在中国之前爆发资产阶级革命，并不是因为欧洲有多先进，反而是因为欧洲在农业社会时代发展不够先进，于是就导致“封建君主及其利益集团”过于弱势，居然无法剿灭新兴的资产阶级，这才导致了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把社会推进到资产阶级时代。
相反，中国这边的“封建君主及其利益集团”发展程度远高于欧洲同行，实力不能说是强大，简直是过于强大，以至于无论在经济层面还是在政治层面，其实力都可以轻松吊打所谓的资产阶级——也就是“雇佣劳动制”利益集团。
力量对比过于悬殊，你资产阶级革命怎么可能成功？可不就是伸手斩手，冒头砍头么？
你以为在大明朝就没有“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事情发生吗？不，有的，只不过刚刚冒头就被解决了。
举个例子，原历史上的现成案例：“万历二十九年(1601)六月，其年水灾，丝价甚昂，而‘苏(苏州)民素无积聚，多以丝织为业，东北半城大约机户所居’，织造太监孙隆掌税事，而其参随黄建节等，擅加征税，甚至及于织户小民，‘妄议每机一张，税银三钱’，并趁机要机匠按匹纳税后才可发卖，以致‘百物腾贵，民不堪命。又机户牙行，广派税额，相率改业，佣工无所趁食’。
苏州机户与工人忍无可忍，先有佣工徐元、顾元、钱大、陆满等聚众二千余人，推选昆山机匠葛成为首领。隔二日，又有某些不知名人士为首，率数十人入玄妙观约定行动，葛成以芭蕉扇为号指挥，发誓‘不取一钱’、‘不夹寸刀，不掠一物，预告乡里防其延烧’。自葑门起，于灭渡桥捶毙税官黄建节，午间又击毙徐怡春，接着分别往阊、胥二门外，凡是税官在地方者，尽遭民众殴杀。之后又前往投靠税监的乡绅与富户家，‘毁其室庐、器物，或毙其戚属’，或各执火炬烧打。”
上述即为魏斐德(Frederic Evans Wakeman Jr.)、森正夫、赵鼎新等多位史家、学者所重点探究的“织佣之变”。而对于台湾所谓“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巫仁恕来说，这次发生在江苏苏州府的城市群众集体行动，仅是他搜集到的明代中期至清乾隆年间众多“城市民变”案例中的一个。
事实上，这样的“民变”例子多了去了。如1484年，成化十九年，苏州府城反宦官索贿；1518年，正德十三年，福建省城福州兵变抗议裁饷；1575年，万历三年，湖北黄州府黄梅县城反征税；1708年，康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