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因为监军的权力来源于皇帝，当皇权本身出现了塌方，监军就根本不可能有足够的权威去压制主将。崇祯中后期到南明，只要实力稍微强一点的军阀，都敢直接拒绝皇帝派遣监军给他，而皇帝也无可奈何。
当然，这个问题如果展开说，就要涉及京营拉胯、文官直接控制的几支主力损失殆尽等问题了，暂时先放一放。
总之，当文明来到现代后，人们发现思想才是一件远比监军更好的武器。思想才能左右军队，而政委无疑是宣扬思想的最好推行者。
在红朝，首先政委本身就必须是坚定的GC主义者，他们自己是绝不会危害到军队和国家的；其次他们一旦入伍，那对这个队伍带来的思想宣传，就会提升军队对党的忠诚，加强凝聚力。
军队的军人们在政委的宣传下，成为一名坚定的GC主义拥护者，那他就不再是一名普通的士兵，而是拥有革命理想的战士。政委的最大职责，其实就是赋予每一名战士崇高的理想，让他们明白战斗不只是打打杀杀，战斗是有更崇高目的的。
一个只听命于将军的军队，和一个用共同理想武装起来并组成的军队，谁更有战斗力？谁又更靠得住？
当然，大明现在的社会环境下，谈主义肯定还太早了，所以得降低一点要求，降低一点调门。GC主义既然还谈不上，那就谈民族主义，谈华夷之辩，谈天下大同。
宣政一职，最大的职责就是教会军官、士兵们民族主义，而在大明搞民族主义，切入点也很好找：就从华夷之辩开始，到天下大同为止！
为什么这么说？这里头的问题其实很复杂。
后世中国人所认知中的“民族”这个词受到很严重的西方影响，其与“国族”等词语的意义经常混淆，以至于“民族主义”的概念同样常常被混淆。
[注：解释起来太费笔墨了，推荐一下傅正老师的视频，各位可以在B站搜“傅正_”，后缀标题【西方皿煮史0X?傅正】”的系列视频。我忘了是具体哪一集里说到过了，另外请自己把“皿煮”二字改对。以下我书中会默认各位读者都已经明确这些概念之间的区别。]
其实，抛开民族概念的本意、翻译的误差等问题，高务实真正要搞的，其实是一种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文化认同。
历史上的清末，在鸦片战争、八国联军等一系列屈辱的对外战争中，普遍出现的情况是老百姓对洋人与朝廷的战争漠不关心。别说主动抵抗了，连勾结洋人在当时的多数普通人看来也并无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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