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大为降低，被兼任户部尚书的高务实在前次京察时点名表扬。
用他做贵州巡抚，高务实主要诉求并非指望他军事指挥的能力有多强，毕竟贵州在播州之战中的主要定位是守住播州的南线出口，进攻方面还是要看刘綎那一路。
因此，高务实用他的意思是希望他在贵州也大力推广土豆——毕竟贵州和福建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就是多山少田，福建的农业经验在贵州也有一些是可以用上的。
当然，即便两地都是多山，但贵州的对外交通条件比良港无数的福建可就差远了，因此种茶叶的事可能要往后稍一稍，先以种土豆解决肚子问题为先。
朱翊钧对郭子章的印象不深，只记得高务实好像表扬过他“农商并举，布政福建贫瘠之地三年，年缴七十万于太仓”——那就够了，这成绩一看就是能臣啊。
于是朱翊钧立刻批准，并且要求郭子章收到圣旨即刻赴任。至于总揽播州平叛军务之人选，这个就一事不烦二主，再下一道圣旨明确交给宋良佐就行，算是把“潜规则”正式化了，由于高务实说了事毕即撤，朱翊钧连事官都没给，就让宋良佐加了个钦差。
至于粮饷问题，朱翊钧也再次重申，就按高务实之前提出的就地买粮来办，由明联储以纸钞在四川、湖广买粮提供各军。同时他还重申明联储纸钞可以用于纳税，以此确保这一“等价交换物”的价值。高务实随即领旨。
五月，郭子章到任，一边开始推广土豆种植，一边重整贵州军务，还接收了一批兵部临时下单采购、由安南河静生产、通过广西紧急送往贵州的军备，其中包括万历二式火枪一万支、京华三号炮两百门等九边精锐明军的制式装备。
在这种前提下，贵州局势渐驱安定，当地一些原本有些风吹两头倒的土司们也安静了下来。
而宋良佐也没闲着，由于贵州方面此前显示出的羸弱之态，他在征求内阁和兵部同意之后，不仅再次征调了一些云南、两广之兵加强南线贵州两路，还再次调集周边一些土司兵马设防，甚至连刘綎所部都得到了云南土司兵马万余人的加强。
从大局来看，参与围剿播州的兵马已经接近二十四万，虽然其中大多数并不承担主动进攻任务，但其作为大明手中的“绞索”，也已经勒得杨应龙越来越喘不过气来。
六月，杨应龙与下属讨论征收五司七姓的土地，他召集了播州军最重要的一批核心人物，包括其子杨朝栋、杨惟栋，其弟杨兆龙，军师孙时泰，文书马忠，播州总管何廷玉，外司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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