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是否定的，晚明文人士大夫包括各级官员在内，绝大部分人心态都非常开放，其好奇心强烈得甚至让西方传教士感到惊讶。
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有详细记载，利玛窦在书中记述了中国人的强烈“好奇心”，“好像发了狂”，来访者络绎不绝，就是想了解西方的事情。不能和他见面的人则通过书信来往，他收到很多信件，认识的不认识的，与他讨论各方面的话题，渴望获得新知识。
后世有很多人认为，明朝文人依然沉醉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之中，只有极少数人愿意与传教士交往，但利玛窦的札记显然颠覆传统认知。
有统计显示，利玛窦书籍中提到的有名有姓的明朝人，就至少有137个。这是直接提到了姓名的，没有提及的还要更多。
比如原历史上1592年，利玛窦来到江西之后，立即为江西文人包围，成为争相交往的对象。
利玛窦的利氏致澳门孟三德神父书中记载：“在这座城市里……众人都好奇的想见我一面，有这么多人来看望，还有重要的文人与要人官员，真使我兴奋异常。”
来访者络绎不绝，会不会只是看一看洋人，也就是俗话中的“看稀奇”呢？还真不是，因为不少士子要求拜利玛窦为师，请他传授西方学问，以至于利玛窦都疲于应付了。而且，当时白鹿洞书院的院长章潢获悉利玛窦在南昌后，甚至邀请他到书院讲学。后来，江西藩王乐安王、建安王还都曾邀请利玛窦去他们府中作客，询问欧洲的一些事宜。
1598年，利玛窦抵达南京，引起了更大的旋风，因为南京是大明的文化中心之一。利氏致高斯塔神父书中明确记载，“中国人来拜访我，有些人好像发了狂，争先恐后，络绎不绝……有的要学数学，有的对伦理科学感兴趣”。
1601年，利玛窦到了京师，依然大受欢迎，其中有一个叫张养默的年轻官员，甚至直接拜利玛窦为师，经常以“毕达哥拉斯的一句格言老师这样说的为座右铭”。
总之，从南到北，明朝人不仅没有拒绝利玛窦的西学，反而发狂的追求，只是对其天主教信仰大多不以为然。
明朝人对西学的好奇，还体现在官方与民间热情的翻译和印刷西学著作上。1605年的利氏致高斯塔神父书中有载：“前几年曾给您寄世界地图，是用中文在北京印刷的……已先后印刷十次以上，很多人希望占有一张，争相购置。”
1608年的利氏致罗马总会长神父书则记载：“今年初，我曾把大张世界地图呈献给中国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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