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便人，为致人参、干枣数斤，朝夕所须也。”
从这里可以看出，对苏轼而言，人参就和干枣一样，只是一种满足口腹之欲的食品，而非包治百病的神药。且他动辄托人顺路带上“数斤”，也说明这种食品在当时并不名贵。
当然在明代之前，也有少数人参品种被认为很名贵。比如，上党参中有一种“紫团参”，据说仅生长在上党地区的紫团山上。《梦溪笔谈》里就有记载，说王安石患有哮喘，需用紫团参医治而不可得。有朋友送来几两，王安石坚辞不受，说：“平生无紫团参，亦活到今日”。
不过，从苏轼为满足“口腹”之欲，“朝夕”食用人参来看，至少普通上党参在北宋仍属普通之物，只有其中个别特产参品别高看一筹。但这也没什么奇怪，就好比普通的茶叶才值几个钱，但你要说名茶，那价格又要翻上多少倍？
人参的价格也很能说明问题。直到嘉靖年间，人参仍是一种价格低廉的商品，一斤人参只要白银一钱五分。而到了万历年间，参价上涨至约3两白银每斤——原因前文说了。而至崇祯时，参价已高达到十六两白银每斤。
而人参地位大变，直接成为神药，其实还是发生在鞑清代明之后，其主要原因大概有四条。
其一便是人参被视为清朝王气的具现。本来人参的命名，就有着很强的神秘性。比如，隋唐志怪传奇《广古今五行记》中有一个故事：“隋文帝时，上党有人宅后每夜闻人呼声，求之不得。去宅一里许，见人参枝叶异常，掘之入地五尺，得人参，一如人体，四肢毕备，呼声遂绝”。
这种说法一直流传下来，甚至影响了李时珍，《本草纲目》中也将这种志怪玄谈视作人参药效的由来写了进去：“参渐长成者，根如人形，有神，故谓之人参、神草”。
具体到清朝，因为产参的东北乃是“龙兴之地”，充斥“王气”，人参很自然地被视为这种“王气”的具现。比如，乾隆年间的著名文人阮葵生就说：“自辽阳以东，山林中皆有之，盖地气所钟，岂偶然哉？”——这是明确将人参的生长与东北的地气联系在一起，至于他这个说法明显是捧鞑清臭脚的问题，那倒是不必多谈，总之这些说法加强了人参迷信，这是肯定的。187
其二则是清廷垄断人参贸易，推动参价暴涨，加剧了民间的人参迷信。
上党参从市场退出后，大明只能从关外女真人手中大量进口辽东参作为替代品。女真和大明的人参贸易数额极大，是女真崛起的最重要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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