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查。武汉是个上千万人的大城市，光是武昌区就有数百家小旅馆。每家旅馆的登记本都要翻，每个住客的身份都要核。
收银员、前台、保洁员——这些平时最普通的人，成了排查网络的关键节点。专案组告诉他们：如果一个住客的体貌特征和通报上对得上，立即打电话。
通报发出去的时候，没人会想到，破案的关键，最后会落在一个招待所的收银员身上。
段国诚当时并不知道通缉令已经发到了武汉，但他还是感觉到了危险。
所以6月3日之后，他停止了作案。这不是因为他良心发现，而是因为他发现巷子里的巡逻密度增加了。他白天睡觉的时候，旅馆外面偶尔会有警车经过。他夜晚出门时，开始觉得有人在看他。
他的恐惧改变了形态。在岳阳的时候，他害怕的是女人的尖叫。在武汉的时候，他害怕的东西变成了一种更模糊、更无处不在的东西——怕被别人注意。
于是他越来越频繁地更换住处，越来越不敢在一个地方停留太久。他身上那张“胡成”的假身份证已经被磨出了毛边。他在深夜的巷子里行走时，开始注意身后的脚步声。他开始觉得有人在跟踪他。
2001年8月初，段国诚搬进了武昌719招待所。
这家招待所在首义路附近，离他经常活动的粮道街、紫阳路都不远。他选择了这里，可能是因为它不起眼——一栋旧楼，几层客房，前台只有一个收银员。他在登记本上写下了“胡成”这个名字，出示了那张已经磨出毛边的假身份证。
招待所的收银员是一个普通的中年女人。她值夜班，白天休息。她的工作很简单：登记住客信息，收钱，给钥匙。她不知道段国诚是谁，不知道“胡成”是假名，不知道这个人手上沾着十几个女人的血。
但她看过那份通报。
通报贴在招待所前台下面的抽屉里，她的上级告诉她：如果一个住客的体貌特征和通报上对得上，立即打电话。她一开始并没有太在意。每天来来往往那么多人，谁会去注意一个普通的住店男人？
但8月13日上午，当她翻看登记本的时候，她注意到了“胡成”这个名字。她想起通报上说的“可能持有通城县假身份证”的人似乎也叫“胡成”，想起“身高1.72米左右，分头，方脸，小眼”这些描述。
所以当段国诚在她前台经过的时候，她打起了十二分的注意力盯着他看。幸亏当时段国诚没注意她，要不然非得被他报复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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