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十天，楚云飞几乎每天都泡在会场里。
从11月12日到11月22日，十天的大会，蒋的政治报告、何的军事报告、张的党务报告，一个接一个，把他听得那是头昏脑涨。校长在会上多次重申“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他懂校长的意思，但他不能苟同。
会场上的争论也越来越激烈，有人主张立即对日宣战，抗日派的将领们拍着桌子说“再不打，祖宗留给我们的基业就没了。”
也有人坚决拥护“攘外必先安内”，认为红军不除，中央军的精锐部队就不能轻易调往华北，还有人跳出军事和外交，把目光放到经济上，认为当务之急是统一全国财政、整顿币制、充实军备，等国力积蓄充足，再来跟日本人算总账。
楚云飞坐在台下，不时在笔记本上记几笔，他一个都没有同意，一个也没有反对。因为他心里清楚，对于“剿共”还是“抗日”这样的争论，在校长那里从来就没得选，答案早就确定了。
十一月十五日，军事专项讨论会在中央军校的一间会议室里闭门举行，参会的是中央军嫡系将领和部分地方实力派的军事代表，楚云飞作为参谋总长当然也在其中。
校长坐在主位，面前摊着一份厚厚的军事报告，何应亲站在台上，手里拿着一根指挥棒，指着挂图上的红蓝箭头，逐条分析红军在陕甘、川黔、鄂豫皖几大苏区的兵力部署。
何应亲的语气很沉，“赤匪主力虽已离开中央苏区，但并未被完全消灭，陕甘一带，红军会合之势已成，若不能趁其立足未稳之际予以重创，日后必成大患，剿共，仍是当前第一要务。”
楚云飞坐在台下，听着何应亲说出“当前第一要务”这几个字，心里有根弦又紧了一下，日本人的飞机大炮在华北步步紧逼，在这群人嘴里不过是“次要方向”，四渡赤水把国军几十万大军牵着鼻子转了几千里，就这还不能认识到己方与人家的差距，楚云飞都无语了，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已经不烫了，他一股脑灌进喉咙里，苦得微微皱起眉头。
闫西山坐在楚云飞的斜前方，从头到尾一声不吭，有人问晋绥军的整编进展，他答得简短而含糊，说是“正在推进，正在推进”；有人问晋绥军能否配合中央军在北线的围剿行动，他推托说“兵力不足，经费短缺，恐有心无力”。
张学良坐在楚云飞后面，一言不发，华东军务处长问东北军能否在陕甘一带加大“剿共”力度，他沉默了片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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