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上至少有四个版本的青少年神经接口在流通，价格从三万元到八万元不等。手术方式各有不同，排异率数据完全不透明。部分家长反馈说他们的孩子术后出现了失眠、情绪波动和触觉异常——这些症状，恕我直言，和我们在义体排异研究中看到的前期指标高度吻合。但这些孩子不是成年人，他们的神经系统还在发育。我们没有任何数据能告诉我们，一个十七岁的孩子装了这种接口之后，十年后、二十年后会发生什么。”
他把眼镜重新戴上，翻开面前的一份手写笔记。“再说社会公平。大考是什么？大考是目前我们这个社会最核心的公平流动机制。它不完美，但它至少有一个底线——考试内容对所有考生是同一套标准。现在这个底线被打破了。因为不再是在考学生的能力，而是在考他们脑子里那块芯片的版本号。哪位家长花了更多的钱，哪位家长拿到了更好的型号，哪位家长能请到更好的术后适配团队——这些因素正在从考场外面，直接渗透到考卷上面。”
赵维之合上笔记，声音压得很低：“如果我们不干预，三年之内，大考前一百名里会有超过百分之七十的考生做过侵入式植入。五年之内，没有植入的孩子将不再有机会进入顶尖大学。这不是预测，这是算数。而那些没有能力为自己的孩子购买植入的家庭——他们在哪里？他们在通州的出租屋里，在乡村的留守家庭里，在每一个月薪刚够付房租的工薪家庭里。他们的孩子怎么办？请告诉我，在座的各位，他们的孩子怎么办？”
会议室安静了大概五秒钟。空调的出风口发出细微的嘶嘶声。韩世清没有立刻接话，他在等。他知道赵维之的话还没有真正结束——不是内容没有结束，是情绪还没有落地。
赵维之摘下眼镜擦了擦，声音忽然不那么响亮了。“我不是反对技术进步。我在大学教了三十年书，我知道技术可以改变教育。但技术应该缩小差距，不是拉大差距。技术应该让更多的孩子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而不是让起跑线变成一堵墙。”
他放下眼镜。没有人说话。然后韩世清点了点头，转向长桌右侧第二位。
“李委员，您有什么要补充的？”
李委员叫李明兰，五十一岁，教部基础教育司的司长。她是四川人，说话带着一点川音，语速不快，但每个问题都问得很准。她不像赵维之那样擅长长篇论述，她更擅长提问——那种让人无法用套话回答的提问。
她年轻时候在国外读教育学博士，回国后先在地方教局干了十年，然后调到部里。她的丈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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