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1年10月，维也纳—的里雅斯特
伊洛娜的第十六篇报道发表了。《棚子》。她写了工人的住房——那些漏雨的、没有窗户的、没有炉子的棚子。她写道：“工人住在棚子里。棚子漏雨，没有窗户，没有炉子。冬天冷，夏天热。但工人说，‘比工厂好。工厂里机器会吃人。棚子里不会。’”
报道发表后的第二天，她收到了几十封读者来信。有一个是工人写来的，说他住的棚子漏雨，每次下雨都要用桶接，接了五年。有一个是房东写来的，骂她“多管闲事”，说“棚子漏雨是工人的事，不是房东的事”。还有一个是匿名的人写来的，信封里装着十个福林，附了一张纸条：“给工人修屋顶。”
伊洛娜把这些钱交给了工人互助会。罗莎·切尔宁接过钱，看着伊洛娜。
“拉科齐小姐，您为什么要写棚子？”
“因为工人住在里面。”
“但写了有什么用？房东不会修，政府不会管，工人自己没钱。”
“写了，至少有人知道。知道了，也许有一天会管。”
罗莎看着她，沉默了几秒钟。“您是个好人。”
“我不是好人。我只是写了该写的东西。”
罗莎笑了。“那就是好人。好人不觉得自己好。”
伊洛娜没有回答。她转身走回报社，继续写第十七篇。
这一次，她写的是工人的食物。她写道：“工人吃黑面包，喝清汤。黑面包硬得像石头，清汤稀得像水。但工人说，‘有吃的就不错了。比饿着强。’”
布伦纳又来了。
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西装，手里拿着公文包，站在编辑部里，像一个来谈生意的商人。他走到伊洛娜的桌前，把一份文件放在她面前。
“拉科齐小姐，这篇文章里有一句话：‘工人吃黑面包，喝清汤。’这句话没问题。但上一篇文章里，您写了‘棚子漏雨’。有人在棚子里生了病，死了。家属说是您的文章‘鼓励他们住在棚子里’。”
伊洛娜抬起头，看着他的眼睛。“我的文章鼓励他们住在棚子里？我写棚子漏雨，是鼓励他们住在棚子里？我写工厂机器吃人，是鼓励他们被机器吃？”
布伦纳的脸色没有变。“法律不看动机。法律看结果。”
“结果是什么？”
“结果是有一个人死了。家属告了。法院受理了。”
伊洛娜的手握紧了笔。“谁告的？”
“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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