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4年3月，维也纳
三月的维也纳，终于有了一点春天的样子。
雪化了，多瑙河的冰层裂开了，露出下面暗绿色的水流。树枝上冒出了嫩芽，虽然还很小，但至少是绿色的。街上的人不再缩着脖子走路，偶尔有人抬起头，看一眼灰蓝色的天空，然后继续低头赶路。
但春天并没有带来希望。失业的人还是那么多，面包还是那么贵，皇帝还是那么遥远。唯一的变化是，人们不再谈论股市崩盘了——不是因为他们忘了，而是因为谈够了。就像一道永远不会愈合的伤口，你每天看它、摸它、给它换药，但它就是不结痂。最后你放弃了，把它用绷带缠起来，假装它不存在。
雅各布·科恩已经去看过保罗四次了。每次带的东西都不多——一本书、一件旧衣服、几个苹果。修女们不再拦他，但也没有对他笑脸相迎。她们只是打开门，让他进去，然后在他走后把门锁上。
保罗的变化很慢，但确实在变。第一次，他一句话也不说。第二次，他说了一个词：“谢谢。”第三次，他问了第一个问题：“外面冷吗？”第四次，也就是今天，他问了第二个问题：“您为什么要开咖啡馆？”
雅各布想了想，说：“因为我不会做别的事。”
“您不会做饭吗？”
“会一点。但开餐馆需要很多钱。咖啡馆只需要一个壶、几个杯子、一些豆子。”
“那您为什么不卖好喝的咖啡？”
雅各布愣了一下。“你怎么知道我的咖啡不好喝？”
“修女们说的。她们说，‘那个犹太人，咖啡煮得像药。’”
雅各布笑了。“她们说得对。我的咖啡确实不好喝。”
“那为什么不煮好一点？”
“因为好喝的咖啡贵。贵了，客人就少了。客人少了，我就赚不到钱。赚不到钱，我就不能给你买书了。”
保罗低下头，看着手里那本新书——这次是一本地理图册，封面上画着世界地图。
“科恩先生，”他说，“您上次说，您会回来。您真的回来了。”
“我说过，我说话算话。”
“那您能答应我一件事吗？”
“什么事？”
“不要死。”
雅各布沉默了。他看着保罗的眼睛，那双灰色的眼睛里有一种他从未见过的东西——不是恐惧，不是哀求，而是一种近乎本能的、对“失去”的恐惧。
“我尽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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